施一公：行走在科教前沿的探索者-施一公对科研的独特见解

施一公，1967年5月生于河南，结构生物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欧洲分子生物学学会外籍会士、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美国人文与科学院外籍院士。曾任清华大学副校长，现任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九届全国委员会副ZX，西湖大学校长。

【2019年5月，《中国高等教育变革40人谈》一书作者陈志文在西湖大学访问施一公校长。】

陈志文：从入读清华到现在，您一直在大学。您是怎样理解大学的？

施一公：大学是人类文明的产物，又是进一步创造人类文明、推动社会进步的摇篮。大学通过教育和研究为世界打开新的视野，开创新的文化，培养有批判性思维而又富有社会责任心的人才，推动人类进步。

陈志文：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到今天，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不论是高校数量、招生规模、毛入学率等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身在其中，您怎么评价中国高等教育这些年的发展？

施一公：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40 年以来，中国高等教育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从新中国成立初期文盲率高于90％到今天高等教育普及率达到48.1％，可以说在世界上创造了一个奇迹。无论是数量还是规模，中国都已经是高等教育的大国，而且正在稳步迈向强国。

陈志文：对于中国大学未来的发展，我们应该思考些什么？

施一公：当今世界，人口的流动、信息的交流、观念的撞击、科技对社会的影响，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剧烈；每一个人也都逐渐具备了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能影响周围世界的能力。

在这样一个全球化的环境里，我们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也同时面对层出不穷的挑战，怎样才能培养出各行各业敢担当、有作为的未来领军人物？这是每一所大学都应该深入思考的问题。

陈志文：回到中国的这十余年，您觉得中国大学有哪些不足？

施一公：我觉得，中国大学趋同化严重，应该进一步明确分类、鼓励大学各有特色。比如，研究型大学就不应以就业为导向，不能以就业为目标来办大学。而中国又应该有一大批以培养专业技能为目标的应用型大学。

其实，就业是经济问题，中国经济达到什么程度就会提供多少就业机会，跟大学本身并没有直接关系。研究型大学，就是培养人才、促进科学进步的地方，是培养国家栋梁的地方。解决这一问题其实也很简单，就是给大学松绑，找到其各自定位，不能用单一指标比如就业来衡量所有学校。

陈志文：那么，您觉得上大学是为了什么？

施一公：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我相信很多学生、家长也在想这个问题。当然，上大学是为了学知识、充实自己，学技能、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但也不一定只是学知识、学技能。在人的一生中，在大学里学习的知识只是一部分，学技能也不是大学教育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我认为，上大学最重要的是成长，是进一步健全心智，学做一个有自信的、尊重别人的、有社会责任感的人。

陈志文：当前，中国高校的“双一流”建设如火如荼，您对此怎么看？

施一公：我国决定创建世界一流大学，不是局限于教育界的一个重大举措，而是带动我国在世界舞台上全面发展、有远见卓识的历史性决策。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是一个国家在世界舞台上全面发展的一个根本前提。

如果没有世界一流的大学，一个大国可以在某个方面取得突破，一个小国也可以达到全国富裕。但是，纵观近代世界历史，没有任何一个大国，可以在高等教育落后的情况下，真正成为全面领先的世界强国。

一流大学的建设，必须超前于大国的全面发展。拥有多所世界一流大学，虽然不是大国全面发展的充分条件，但却是其必要条件。英国、美国等世界强国的近代史便是这一结论的最佳佐证。

陈志文：在您看来，世界一流大学的标准是什么？

施一公：所有为世人所公认的世界一流大学有两个共同特点：一是拥有世界一流水平的教授队伍，二是有一套支持教授队伍培养人才、进行尖端科学研究的体制及政策（即所谓软环境）。另外，我们也要注重不同大学的特色。有些综合性大学，要全面追赶世界一流；有些则要在某些学科领域追赶世界一流。

【本文来源于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高等教育变革40人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