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康震对于石壕吏的解读？-康震讲石壕吏视频

唐朝的老百姓为了朝廷是不是真的愿意“毅然挺身而出”，石壕吏会不会是统治阶级的腐败分子，杜甫面对老翁一家有没有“两难”的处境，我们不应该凭空猜测，而应该从历史的事实里挖掘真相

唐肃宗至德二年十月（公元757年末），弑父自立的安禄山之子安庆绪从洛阳败退到相州（邺城），官军接连收复东西二京，悬崖边上的唐王朝终于得到了喘息之机。

而这一年的杜甫，经历了沦陷叛军和生死逃亡之后，成功投奔到了李亨的凤翔行在，登上了他政治生涯的“巅峰”——从八品上的左拾遗。虽然级别低了点，却是供奉天子的近臣。当然，没什么做官天赋的老杜只用了三个月，就因为房琯罢相之事被皇帝以省亲为名赶到了陕北鄜州。直到洛阳克复，皇帝还都于长安，杜甫才重获机会回到朝廷。

但随着房琯在乾元元年六月（公元758年）被贬黜出京，杜甫的京官也做到了头，被发到华州当司功参军。华州在长安之东，也许向东走激发了杜甫的思乡之情，他决定开个小差，借故回一趟老家——刚刚被收复的东都洛阳[1]。

此时是乾元元年的冬天，安庆绪在邺城已经据守了一年，唐王朝的九名节度使自九月起围攻邺城，困在城中的叛军逐渐落到了“人相食，米斗钱七万余，鼠一头直数千”的境地。但就在翌年三月（公元759年），本已归顺唐朝，后又再度叛变的史思明趁乱而入，不但击溃了唐军，还顺便杀死了安庆绪，夺取了伪燕的势力地盘。郭子仪溃退河阳。在黄河边，他拆毁了杜甫先祖杜预建设的跨河浮桥，退守南岸，以图力保近在咫尺的东都洛阳。形势所迫之下，杜甫也不得不启程返回华州。

这就是杜甫创作“三吏”“三别”的历史背景。了解了这些背景知识，有助于我们认识这段历史和这首诗的细节，来回答开头的问题。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石壕吏》这首诗创作于何时。南宋蔡梦弼批注《草堂诗笺》认为石壕村位于邠州宜禄县，即今天的陕西北部长武县一带，因此本诗应当作于至德二年秋（757年），杜甫从凤翔（今宝鸡附近）去鄜州（今延安以南）迎家的路上。然而从上文我们知道，至德二年秋，相州之战尚未爆发。明末仇兆鳌编《杜诗详注》认为“三吏”“三别”均作于乾元二年，官军相州溃败后，杜甫从洛阳返回华州的路上。而石壕村则位于陕县（今河南三门峡附近），正处于洛阳通往华州（今属陕西渭南）的路线上。结合历史事件和诗文内容，还是此说更为可信。

明确了时代以后，我们再来看看老翁一家的身份。有人认为唐代采用府兵制，军为军籍，民为民籍，于是便预设立场认为唐代官府在老百姓中乱抓壮丁是不可能发生的，那么石壕吏抓人必然是合法的，全家人被征走，也只是尽府兵应尽的义务，老翁其人甚至还存在逃兵的嫌疑。

这种论调至少犯了三个错误：

1. 唐朝的府兵制，已经在《石壕吏》发生的十年前（天宝八年，公元749年）寿终正寝。

“...（天宝）八载[2]，折冲诸府至无兵可交，李林甫遂请停上下鱼书。其后徒有兵额、官吏，而戎器、驮马、锅幕、糗粮并废矣...”

唐至玄宗一朝，随着经济制度变化和用兵增多，府兵的逃逸愈演愈烈，到天宝年间已经面临无兵可交的局面。所以李林甫掌权时，废除了作为征发府兵合法性凭证的鱼符文书。至此，府兵制名存实亡。再也不会有合法的征发府兵行为了。到了《石壕吏》一事的三年后（宝应元年，即公元762年），畿县（相对于等级更高的赤县）折冲府（唐朝军府）的官员编制都取消了，改为地方官员兼任，仅象征性地保留了一名差役编制而已：

“宝应元年四月十七日。畿县折冲府阙官。本县令摄判。其手力每府不得过一人”

所以，老翁一户即身为军户，在乾元年间，也不可能有官吏拿着正式的官府印信来征用他们。因为根据唐朝制度，“凡发府兵，皆下符契，州刺史与折冲勘契乃发”。而鱼符此时已经废止，征发府兵已经没有任何的合法性了。

2. 唐朝并不限于府兵一种兵源，兵募从开国以来便存在。

兵募，也就是募兵，是名义上招募自愿从军的勇士，也就不限于军籍，《唐律疏议》说：“征人谓非卫士，临时募行者”。唐初时朝廷便常有数万人的募兵行为，作为府兵的补充。贞观十八年（644年），太宗“发天下甲士，召募十万，并趣平壤，以伐高丽”，显庆六年（661年），高宗“于河南、河北、淮南六十七州募得四万四千六百四十六人，往平壤带方道行营”。玄宗之后，募兵几乎成为了朝廷主要的兵力来源，至于方镇，也就是藩镇节度使的兵源，更需要依靠募兵。老翁一家三丁都被征往邺城戍，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至于“招募”他们的是朝廷下派的所谓“国家公务员”，还是节度使手下的官吏，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有人也许会说，《新安吏》中出现了“府帖昨日下，次选中男行”之语，是不是代表着当时尚有府兵。实际上，这里隐藏着更为可怕的真相。我们今天知道，府兵制的实施是为了减轻朝廷养兵的负担，取消粮饷、装备的支出，而府兵们得到的是赋税的减免和潜在的勋功，还有荣誉的身份。在初唐，这样的权利和义务还是基本对等的，可以维持制度的存续。但玄宗以后，兵士的负担日益沉重，福利不见增加，社会地位却江河日下[3]。因为朝中达官显贵常常将兵士挪为私用，以至于原本是荣誉的“侍官”身份，到了天宝年间变成了骂人话（“至是，卫佐悉以假人为童奴，京师人耻之，至相骂辱必曰侍官”——《新唐书·兵志》），这才导致了府兵制的废止。但法度已废，官府却依然在发帖行令，这就代表《新安吏》中提到的这批士兵，是被一种不合法的方式征用。他们挂着府兵的名头，拿不到“募兵”应得的津贴，又享受不到府兵时代残存的那点福利，这恐怕比近代的“抓壮丁”还要悲惨许多倍，而几乎等同于奴隶了。

3. 在唐朝的制度下，普通百姓也有被军府抓壮丁的可能。

隋朝统一中国之后，将军人编入民户，此时的府兵已经不同于北朝的世兵。唐朝部分继承了隋朝的制度，但更进一步的是，府兵的拣选已经从血统标准变为了地域标准。唐代府兵三年一拣点，其拣点范围是军府所在州县中所有合乎标准的户口，而非已有军名的世袭户口。而唐代对府兵逃匿的处罚也极严，有军名而亡者加一等治罪。这都是为了充实兵源，抵消人民消极应征、兵士逃匿的影响[4]。

综上所述，我们看到老翁一家有三种可能的身份。一是军府管辖的，家有军名的府兵；二是州县治下的平民，但当地存在军府；三是当地无军府，其家与军府毫无瓜葛的普通百姓。我们已经知道，在天宝八年以后，折冲府已经无法实行征发府兵的功能，那么，老翁一家无论曾经是各种身份，都与普通百姓无异了。而由于存在兵募，以及程序不正义的“府帖”，唐朝的任何一个普通百姓仍然有被抓壮丁的可能性。用“军府制”作为石壕吏抓人的合法性依据，是不成立的。

对于唐朝的老百姓来说，你问他们愿不愿意为了国家挺身而出，他们很可能会用实际行动告诉你，谁爱去谁去。毕竟贞观年间就有不少人“自折身体，称为福手福足，以避征戍”，以至于太宗要下诏惩处自残行为；高宗武后时期，仍然有人“熨手足以避府兵”；天宝年间大点兵，又出现了《新丰折臂翁》这样的事情，被数十年后的白居易采访到。可以说，自残身体逃避戍役，是唐朝人民的传统艺能。

这并非是唐朝的老百姓天生唐奸贱种，恨国带路，而是与唐王朝的腐败息息相关的。唐初，府兵拣选的标准还是“富室强丁”，如果官吏在其中有枉法行为，还要处以刑罚：

诸拣点卫士，取舍不平者，一人杖七十，三人加一等，罪止徒三年。

，舍多丁而取少丁之类。」

疏议曰：拣点之法，财均者取强，力均者取富，财力又均，先取多丁。

我们知道，《唐律疏议》形成于高宗永徽年间，但讽刺的是，这条法律几乎在诞生时就形同虚设。高宗仪凤二年（677年）《申理冤屈制》提到，官员们收受贿赂，“征科赋役，差点兵防，无钱则贫弱先充，行货则富强获免”。穷人们不但要面临被点成军名的可能，还会沦落为顶替富人服役的工具，他们的积极性可想而知。

这是府兵制度中的腐败，而募兵中的黑幕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招募，听起来是你出钱，我出力的公平生意。但翻翻唐朝历史，我们就知道事情不像表面看起来这么简单：

“州县发遣兵募，人身少壮、家有钱财、参逐官府者，东西藏避，并即得脱；无钱参逐者，虽是老弱，推背即来。”

由此可见，唐朝的老百姓，并没有康教授想象的那么具有爱国热情。但唐朝的官吏，却十分接近我们普通人想象中的，统治阶级腐败分子的样子。这只是刘仁轨上表描述的，高宗显庆年间的景象。当时天下尚且太平，官府收受贿赂，包庇富人欺压穷人的现象就不少见了，那么到了安史之乱，官吏会比显庆时强吗？这个石壕吏真的会是一个遵纪守法的官员吗？即使他今天在石壕村是依法办事，以前他对富豪家也依法办事吗？在中古时代的黑暗背景下，这种机会恐怕是十分渺茫的。

杜甫的诗也许是纪实，也许是虚构创作。总之，他没有正面描写石壕吏的样子，但诗文已经给我们勾画出了一个虎狼之吏的总体形象。“有吏夜捉人”，这个“捉”，显然不是捉迷藏的意思。而“吏呼一何怒”的骄横样子，和刘仁轨所说“虽是老弱，推背即来”的情景何其相似！次句历来有“老妇出门看”和“老妇出看门”两种说法。根据音韵分析，有人认为实际上“出看门”在此处更妥[5]。这样一来画面便更加生动：老翁逾墙而匿时，老妇看住前门，一面承应盘问，一面拖延时间，更是搬出“出入无完裙”的儿媳，阻止官吏入内。老妇把自家的人口细数一遍，却只字未提老翁，且说“室中更无人”，仿佛家里没有这口人一般。而石壕吏并未生疑，说明他对户口情况并不十分了解，可能并非当地州县吏员，而是方镇的部下，同时也更加印证了石壕吏并非拿着花名册上门提人，而只是在村里扫荡一番，捉到谁就是谁。事实上，在这个暗无天日的时代，给石壕吏的行为寻找合法性是十分荒谬的。点兵的名目是“征兵”还是“募兵”，发兵的形式是“府兵”、“健儿”还是“团结”，对于石壕吏都没有任何意义。他要做的只是踹开一家又一家大门，带走一切能带走的人力。而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越是在这种状况下，腐败也越是登峰造极。

石壕村的这家人既没有钱找人顶替服役，也没有钱贿赂官府，他们已经被迫为统治者献出了两条生命，还只能忍受着酷吏的呼喝，在朝廷的压榨下委曲求全。纵观古人对此诗的评论，或伤怀民生艰难，或赞叹少陵妙笔，或感慨老妇机智，但从来没有哪个人说：这首诗称颂了唐朝人民的爱国精神。古人尚且知道老妇愿应河阳役的说辞“语非由心，强作硬口”[6]。为什么现如今的学者坐拥一千多年的研究经验，反而连这点浅质朴的情感、浅显的道理都读不出来了呢？或许也是“强作硬口”罢。

显然，把石壕吏看成“国家公务员”、“武装干部”是十分不妥的，这种不严肃的类比会导致对历史的曲解。石壕吏手里不是入伍通知书和大红花，而是镣铐和锁链，他代表的不是我们现代国家的有序组织，而是封建王朝的残酷暴力。宋代王回（王深父）评价《石壕吏》说：“驱民之丁壮尽置死地，而犹役其老弱，虽秦为闾左之戍，不堪也。”秦发闾左之戍导致了什么后果，我们已经很清楚了。那些叫嚷着“分清主要矛盾”，“维护唐王朝统一”的人，面对大泽乡的戍卒们，是不是也要说同样的话呢？

石壕村杜甫目睹的悲剧，是一出人道主义的灾难。如果说《新婚别》《垂老别》中诗人面对苍生陵迟和国家危亡，尚且有一番两难的话，那么这种两难也绝没有出现在《石壕吏》里。因为眼前所见，已经让他对这个朝廷无话可说。六十多年之后，白居易借老兵之口，描述天宝年间征南诏的大点兵，“户有三丁点一丁”，尚且“村南村北哭声哀，儿别爷娘夫别妻”（新丰折臂翁）。而石壕村这一家，点三丁死其二，还搭上了老娘。这是何等的人间惨象！他也许想到了国家命运，想到了忠孝节义，但天明之时，面对独身一人的老翁，他还能说出像“子孙阵亡尽，焉用身独完”这样的言语吗？他只能用最真实的叙事，代替老翁一家发出无声的控诉，控诉这个民不聊生的时代，更是控诉这个祸国殃民的朝廷。

事实上，杜甫在多年之后，反思相州之战这段时光的时候，已经告诉了我们他的看法。

邺城反覆不足怪，关中小儿坏纪纲。

张后不乐上为忙，至令今上犹拨乱，

劳心焦思补四方。

杜甫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跳不出封建王朝的价值体系。他所能做的，也只是把国家危亡的根本责任归结为朝纲混乱，小人当道，并且对灾难中的人民报以最深切的同情。但即使这样，恐怕也比现如今的很多人境界高出许多了。杜甫也许没有什么做官的天赋，但是做人的天赋，不但在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中出类拔萃，也要让现在的某些知识分子汗颜。如果住在石壕村的不是杜甫，而是现如今的某些人，他们一定会夺门而出，一把抓住石壕吏喊道：“他家还有一个老头呢！刚跳墙走的！”

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