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孟诗派的艺术主张-韩孟诗派的艺术主张是什么

一、不平则鸣

在《送孟东野序》中，韩愈指出：“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人之于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凡出乎口而为声者，其皆有弗平者乎！”所谓“不平”，主要指人内心的不平衡，强调的是内心不平情感的抒发。它既是对创作活动产生原因的揭示，也是对一种特定创作心理亦即“不平”心态的肯定。

这篇序文是专为一生困厄潦倒、怀才不遇的孟郊作的，文中以“善鸣”推许孟郊，则其更重视穷愁哀怨者“鸣其不幸”的倾向不言自明。在《荆潭唱和诗序》中，韩愈进一步指出：“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也。”是故文章之作，恒发于羁旅草野；至若王公贵人，气满志得，非性能而好之，则不暇以为。”这里的“和平之音”和“愁思之声”虽都可视作“不平”之鸣，而且所谓“欢愉之辞难工”并不是说不能工，“穷苦之言易好”也不是说一定好，但从文学创作规律来讲，因前者出生于王公贵人之手，其生命状态多平易流滑，便很难表现出“鸣”的深度；而后者饱经困苦磨难，其生命力与阻力激烈碰撞所导致的“不平”之鸣便易于惊动俗听，传之久远。

“不平则鸣”说的另一要点在于特重诗歌的抒情功能。本来，作为诗文大家的韩愈是更重视文的，他说自己不过是“馀事作诗人”，并明确认为与他那些“约六经之旨”、“扶树教道”的文相比，其诗只是抒写“感激怨怼奇怪之辞”，以“抒忧娱悲”而已。

然而也正由于韩愈没有把诗与文等量齐观，才使诗歌避免了成为道学工具、政治附庸的命运，才得以保持其“抒忧娱悲”、“感激怨怼”的美学品性。“感激怨怼”就是“不平”，“抒忧娱悲”就是将此“不平”不加限制、痛痛快快地抒发出去，所谓“郁于中而泄于外”，指的便是这种情况。

二、笔补造化

由此看来，韩愈提倡“不平则鸣”，就是提倡审美上的情绪宣泄，尤其是“感激怨怼”情绪的宣泄，可以说是抓住了文学的抒情物质。笔补造化韩孟诗派的另一个重要观点，是“笔补造化”。

用李贺的话来说，就是“笔补造化天无功”。“笔补造化”，既要有创造性的诗思，又要对物象进行主观裁夺。

孟郊非常欣赏“手中飞黑电，象外泻玄泉。万物随指顾，三光为回旋”的书法艺术创造，由此而及于诗，他认为虽“形拘在风尘”，但可以“心放出天地”，用一己之心去牢笼乾坤，绳律“万有”。

在《赠郑夫子鲂》中，他这样说道：天地入胸臆，吁嗟生风雷。文章得其微，物象由我裁。宋玉逞大句，李白飞狂才。苟非圣贤心，孰与造化该？将天地纳入“胸臆”之中，“由我”来尽情地裁夺，这是何等大的气魄！而只有发挥创造性的诗思，才能“裁”物象，“该”造化，吁嗟之间而生风雷之象。

与孟郊一样，韩愈也十分重视心智、胆力和对物象的主观裁夺，他一再说：“研文较幽玄，呼博骋雄快”；“雕刻文刀利，搜求智网恢”；“规模背时利，文字觑天巧”。研讨诗文而至于“幽玄”，搜求“智网”复辅以“雕刻”，造端命意、遣词造句则要力避流俗，觑寻“天巧”，足见韩愈的创作取向。

韩愈还屡屡强调写作要“能自树立，不因循”，要大胆创新，“勇往无不敢”。他说“若使乘酣骋雄怪，造化何以当镌劖断！”这已经不是要“笔补造化”了，而是在向造化宣战。

韩诗这种风格的形成，与其特富创新意识的诗歌理论以及中唐的文化趋向有着紧密的关联。

三、气盛言宜说

提出“气盛言宜”说，并且提倡作文时语言上的创新。韩他在《答李翊书》中,提出了“气盛言宜”之论。他说“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气盛”是指作家的仁义道德修养造诣很高而体现出米的一种精神气质，一种人格境界，与孟子的“配义与道”而修养或的“浩然之气”含义相同。气盛就能创造出言宜的文章，这样就把养气与作文统一起来了。特别要说明的是，韩愈强调“气盛言宜”并不忽视文章的写作技巧，而是力主在语言上要创新，对古人要“师其意,不师其辞”，要“惟陈言之务去”。

四、雄奇怪异之风

韩孟诗派在倡导“笔补造化”的同时，还特别崇尚雄奇怪异之美。在《调张籍》一诗中，韩愈这样写道：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想当施手时，巨刃磨天扬……我愿生两翅，捕逐出八荒。精神忽交通，百怪入我肠。刺手拔鲸牙，举瓢酌天浆。

此诗与当时一些崇杜抑李论者迥异其趣，给予李、杜诗以同样的高度赞誉。这赞誉的落脚点不在李杜诗的思想内容，而在其诗“巨刃磨天扬”那奇特的语言、雄阔的气势和艺术手法的创新。

所以韩愈与李杜精神之“交通”处便是“百怪入我肠”，他欲追踪李杜，所取法也正在于此。所谓“拔鲸牙”、“酌天浆”，将其胆之大、力之猛、思之怪、境之奇发挥到极致，完全是一派天马行空、超越世俗的气象。

这是一种全新的审美取向，韩愈不仅在自己的创作实践中努力实践它，而且用以审视、评价、赞许同派其他诗人的诗作。他说孟郊的诗是“冥观洞古今，象外逐幽好。横空盘硬语，妥帖力排奡”；说贾岛的诗是“狂词肆滂葩，低昂见舒惨。奸穷怪变得，往往造平淡”；说张籍的诗是“文章自娱戏，金石日击撞。龙文百斛鼎，笔力可独扛”；说自己与孟郊、张籍等人的诗是“险语破鬼胆，高词媲皇坟”。其着眼点都在力量的雄大、词语的险怪和造境的奇特。

尽管上述某些评论并不符合诗人们的创作实际，却凸显了韩愈的美学思想；尽管在论诗时韩愈也注意到了“妥帖”“平淡”的一面，但由于他主张的重心在雄奇险怪，便往往顾不上平淡妥帖了。

与韩愈相同，韩孟诗派其他成员也大都具有崇尚雄奇怪异的审美取向，如孟郊声言自己为诗“孤韵耻春俗”；卢仝自谓“近来爱作诗，新奇颇烦委。忽忽造古格，削尽俗绮靡”；刘叉宣称“诗胆大如天”、“生涩有百篇”；李贺更是倾心于幽奇冷艳诗境的构造，既“笔补造化”，又师心作怪。

虽然这些诗人因自身经历所限，视野不够宏阔，取材偏于狭窄，大都在苦吟上下工夫，以致雄奇不足而怪异有馀，诗境也多流于幽僻蹇涩，但他们却以自己的美学追求和创作实践有力地回应了韩愈的主张，强化了以怪奇为主的风格特点。

从“不平则鸣”到裁物象、觑天巧、补造化，到明确提出雄奇怪异的审美理想，韩孟诗派形成了一套系统的诗歌创作理论。它突破了过于重视人伦道德和温柔敦厚的传统诗教，由重诗的社会功能转向重诗的抒情特质，转向重创作主体内心的展露和艺术创造力的发挥，这在诗歌理论史上是一个值得重视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