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缘起
从伦敦出发经停贝鲁特的航班抵达喀土穆机场的时间已经是第二天凌晨，我向窗外望去，眼中是昏黄的灯光、黄色的土地、矮小发黄的登机楼和它旁边矗立的巨大广告牌，上面投放着一家中国汽车品牌的广告。
随处可见的黄仿佛是这里的主题色，这便是我对苏丹的第一印象，时间是2011年3月11日。那一次采访，我在这个即将分裂、跨越非洲中北部、地处丛林与撒哈拉沙漠之间的北非大国待了三个星期。
我原本想去的不是去苏丹，而是位于东北部非洲之角索马里旁边的沿海小国吉布提，去那里的港口采访执行亚丁湾护航、打击索马里海盗任务的国际联军驻地，当然包括探访中国护航舰只。
去吉布提采访的想法缘起几个月前，我在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的一次讲座上有幸采访了联合舰队的德国籍司令官，他很爽快地答应了我去采访的请求。更远的根源，则是我在大学便对索马里局势产生的兴趣。期间我有机会零散做了一些关于国际维和任务与军事干预的粗浅研究，索马里是重要的研究对象。当年学到的知识后来在报社做记者时都派上了用场。
遗憾的是，报社没有批准我去吉布提的采访。但当时国际部主任H女士了解到我想去非洲采访这个重要信息时立刻给我派发了去苏丹的彩蛋，去那个即将在当年7月分家的非洲大国探个究竟。
对于我供职的中央媒体而言，苏丹比吉布提显然更具新闻价值。这个北非大国与中国有着深厚的政治、经济、人文层面的交往。而中苏关系（特别因中国在达尔富尔问题上所持的态度和中苏在石油方面的合作）一直倍受西方国家质疑和诟病。苏丹要分裂，中国将如何处理未来与南、北苏丹两个国家的关系是非常值得关注的选题。
对于记者来讲，去为这些问题求解，去探访一个国家将如何分裂，无疑是一生中都难得的机会。那三个星期的采访，也成为我十年记者生涯最值得回味的两段经历之一。另一段，当然是报道2008年“512”四川地震。
二、黄土、啤酒
我们的采访小分队一共有三个人，除了我这个文字记者外，另两位是摄影记者崔萌和中国社科院一位非洲问题专家。这两人我之前并不认识。而那次旅途后，我和崔萌成了哥们儿兄弟，专家则和我们断了联系。
2011年3月12日，我到达中国大使馆推荐的酒店时已经是凌晨两点。那是一栋五层小楼（类似国内居民楼），一楼是大堂和餐厅，二到五楼是客房，每层楼大概就四、五个客房。老板是一个干练而热情的重庆大姐，服务员大多是中国人。
酒店周围是一座座矮矮的平房和黄色的土路。我住在三楼，站在窗前放眼望去，看到的也多是平房、低层楼房、黄土地、一条河流。整个城市尘土飞扬，几乎没有绿色。
崔萌和专家从北京出发，比我早到几个钟头。我简单收拾完毕后便和崔萌见了个面，聊聊这次采访的安排。我俩的第一次见面之后多年反复成为酒桌上的谈资。
崔萌是退伍军人，一米九的大个黝黑而强壮，一看就是骁勇善战之辈，和我成为鲜明对比。而且崔萌的父亲曾作为外交官在非洲生活多年。后来H主任提起过，觉得派他和我一起采访比较安全。
崔萌当晚见到我时并没有面露不悦，但丫后来回忆说见到我时心里挺不爽，心想“报社怎么派了个白面书生来这种地方采访”。可第二天一开始干活儿，他对我的印象就完全改变了，因为两个原因：“这哥们儿干活儿靠谱”、“能喝酒”。
酒是我们那次采访的意外惊喜。从第一天干活儿开始，一直到最后一天我们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机场等候不同的航班分头回北京和伦敦的那几个钟头，无论是在穆斯林主宰的苏丹北部，还是深处黑非洲腹地的南苏丹，无论是在餐厅、活动板房、尼罗河边，我俩一路喝、天天喝。各式各样的啤酒成为那次旅途最清爽的回忆。我至今都觉得在南苏丹喝到的肯尼亚产Nile和Tusker是印象中最有滋味、爽口的啤酒，当然也和那段时间我们每天采访完又热又累有关。
喝啤酒的另一个原因是因为老崔一开始就一本正经地说：“啤酒是最干净的饮品，咱俩多喝。”至今我也没去查过这个说法是否科学，哈哈。
能在穆斯林国家找到酒喝，我把原因归结于做记者的嗅觉和本事。当然，更有本事的是酒店的重庆老板娘。后面再细说。
到达的当晚我美美地睡了一大觉，第二天一早我们包车行驶了一个多小时，到沙漠深处的小村庄去采访常年在那里驻扎的中国医疗队。途中我们的司机还顺了个穿制服、搭便车的本地大哥，我和他用英语加手语尬聊了一路，内容全忘了，只记得你好我好、中国好苏丹好，再有就是一路傻笑。停车间隙我俩还拍了一张非常有“中苏人民一家亲”既视感的合影。
迎接我们的老村长黝黑而瘦小，对中国记者的到来分外热情。他穿着白色长袍、戴着白色小帽忙里忙外，亲自带着我们去采访中国医生，以及在卫生所的简陋病床上输液的病人。作为彩蛋，村长还带我们去一个农户家参观了一个“中国人指导下”建造的沼气池。
那一天，我们采访了四位中国大夫和几位病人。大夫们带着笑脸给我们讲述了在苏丹生活、工作的点点滴滴，例如怎样和蚊子搏斗，以及为当地人治疗那些国内已不常见的传染病（例如疟疾）等。一位躺在床上的中年男病人饱含热情地拉着我的手，向我一字一顿地用英语讲述对中国大夫的感激之心。
采访中，我观察每位医生的面色和皮肤质量，干燥、腊黄，一眼便知的缺水和缺乏护肤品的滋润。
结束当天的采访，回到酒店时已经是傍晚时分，我们感觉嗓子在冒烟，干热口渴、饥肠辘辘。坐在一楼餐馆点菜，尽管菜谱上清一色的经典川菜（只不过都没有猪肉）看起来充满食欲，但我们却都觉得少了些什么。
崔萌突然感慨了一句：“要是有冰啤酒就好了。”我无奈地哈哈一笑，心想哥们儿你想啥呢，这可是穆斯林国家。结果服务员小妹（也是中国人）弯下腰，凑过身来小声地来了句：“要喝酒？有啊。跟我来。”
我们一脸诧异，随服务员走到地下室。原来酒店还有玄机。我们看见几桌中国人正在觥筹交错。坐定，服务员问我们要喝什么，说白酒、啤酒、威士忌都有，全是走私来的。我们要了百威。
解决了喝酒的问题，每天的采访再累都有了盼头，更加开心了。
除了村庄和医疗队，我们之后在北苏丹盘桓的四五天中还去了中石油为苏丹建造运营的全国唯一的炼油厂，采访了其年轻有为的中国籍总经理。炼油厂设备先进、干净整洁，除了有大量的苏丹本地工人，看起来和国内大型工厂别无二致，其管理水平令人印象深刻。而且它的存在，也是11年苏丹分裂过程中北方政权的一个重要谈判筹码。
作为非洲产油国，石油贸易是苏丹最重要的外汇来源和经济支柱。
资料显示，从1999年第一桶石油出口开始，苏丹便进入自1956年国家独立以来经济发展最强劲的时期，国民生产总值增加了5倍，从1999年的100亿美元增加到2008年的530亿美元，人均年收入从334美元增加到532美元。2010年6月，世界银行组织评估苏丹经济情况时说：在过去10年里，苏丹在石油资源开发的支持下，经济取得快速发展。
但石油带来财富的同时还有问题，主要是国家经济来源过于单一，资源分布不均。由于收入来源单一，发展的持续性面临着严重威胁。苏丹需要减少对石油经济的严重依赖，同时用剩余的石油财富创造一个多元化、广泛性、可持续的发展模式。
资源分布不均的问题更为麻烦。苏丹的石油产区绝大部分（同行专家说90%）在南部，而唯一的炼油厂和石油运输出海口在北方手中。这就好比两兄弟分家，小弟尽管拥有大量的宝藏，大哥却掌握了变现的方式。
理论上讲，两兄弟合作是唯一的出路。可五十年的内战让南北双方关系始终处于剑拔弩张的紧张状态。分家的原因是深层的，无论从政治、经济，还是更为根本的宗教、种族都能解释南北苏丹的矛盾。说白了，南北苏丹并不是一家人，曾经统一的苏丹就是帝国殖民者出于自身利益强行粘合的一个国家。
为了摆脱北部大哥对石油贸易的掌控，南苏丹一直希望新建自己的炼油厂和输油管道，穿过邻国乌干达、肯尼亚实现出海，但因为政治、经济、地理条件等各种原因一直停留在构想[1]。
在2011年那个春天，中石油建造运营的炼油厂在北部中央政府眼中是不折不扣的战略资源[2]。在短暂的采访中，无论是官员、学者，还是中国使馆的大使、经济参赞，或者炼油厂那位负责人本人，都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
西方有的媒体将中苏视为盟友。我接触过的有些西方媒体人认为石油是最重要的原因，换句话说，认为中国发展和苏丹关系就是为了石油。这无疑是肤浅的。
我在11年的采访中看到的中苏关系是方方面面的，而作为国际关系专业毕业生，加之多年在央媒工作的经验，我更倾向认为两国在政治、战略上的考虑更为深层次。尽管外界认为中苏关系已经很深，可从实地调研来看，我认为中国当时还有做得不到位的地方，例如援助。援助不是简单的砸钱捐物，是需要深入调研、科学决策的外交手段。
而我们采访的一位中国外交官就认为中国在这方面做得很不好，例如：“我们给人家修的学校，根本不问人家需不需要。过几年学校变成了牛棚。人家要牛棚，我们给人家打井，结果牲口在井里淹死了，人家反过来怪中国人。”[3]
之后在南苏丹的采访中，这个问题活灵活现地摆在我的眼前，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朱巴大学（Juba University）的那座带天文台的教学大楼。
三、天文台
朱巴是南苏丹首都，朱巴大学是当地的公立大学、最高学府。学校里的建筑，主要是茅草屋、平房、砖房，地面是未经动工的土地，足球场没有草、缺少正规的球门。
整个学校里最突兀的建筑，就是那栋贴着白瓷砖的五层高教学楼和楼顶银色的圆形天文台。这是中国一家国企给当地援助的工程。（顺便说一句，中国在苏丹援助了多座标志性建筑，最有名的就是首都喀土穆的国会大厦。白色的大楼、白色的柱子、白色的高楼梯，它是喀土穆最宏伟的建筑之一，活像国内很多地方的政府大楼。）
关于朱巴大学的天文台，让我吃惊的是，该国企驻南苏丹的总经理（一位40岁左右、个子不高、长相文质彬彬的中国南方男人）说起它就来气（后来通过几次有限的接触和一起吃饭，我们明显地感觉此君很有情绪，大概是因为被公司搁在南苏丹这世界上最穷、条件最差的地方时间太长的缘故吧）：
“你说这个国家连饭都吃不饱，有人会用天文台吗？你给他修个天文台就是没有经过调研的形象工程！方便写汇报。但没有用。你看日本人援建的是什么？人家在尼罗河上修了70多座桥。虽然不那么显眼，但是对当地人很有用。”[4]
尼罗河从南到北穿过南苏丹。对于这个赤贫、落后的国家来说，桥和路确实是当时最需要的基础设施。我的实地感受是，他们需要的不一定是国内那种复杂的大桥，一座简单的公路桥、甚至是步行桥都能给当地人带来很多很多便利。
作为产油国（当时的地区），南苏丹一直是各个大国争夺的对象。美国、法国在那里耕耘多年。中国凭借和苏丹深厚的关系，自然不甘落后。而且处于政治、外交、资源、经济等等目的，中国一直视非洲国家为重要的伙伴。日本在新世纪以来也格外重视与非洲国家的关系，在那个年代，南苏丹也是其关注的对象，朱巴街头满街的日本产越野、皮卡就从侧面印证了这一点。
四、“火药桶”
在南苏丹采访的十几个日夜，我有幸见到了这个国家的方方面面。当然，最令我们难忘的，是包飞机去产油区阿卜耶伊（Abyei）采访的经历。
阿卜耶伊位于南北苏丹之间交界的地方，是一块相对肥沃的非洲丛林，但也是两边一直争执不下的地区，武装冲突不断。当年7月9日，苏丹南方就将独立，而阿卜耶伊的归属问题当时很有可能成为悬而未决的迷局。[5]
打打停停、长达50多年的苏丹内战随着2005年南北双方签署《全面和平协议》在2011年已经结束6年多。按照协议规定，苏丹南方在11年初成功举行了全民公投。结果超过99%的苏丹南方人选择独立，南苏丹将于当年7月9日正式建国。
可是在阿卜耶伊，在我们到达的那个三月底，战火依然在持续。
从18世纪开始便居住在此的丁卡族（Ngok Dinka，南苏丹最主要的民族，也是世界上肤色最黑的人种）认为自己是阿卜耶伊的主人；而来自苏丹北部的阿拉伯游牧民族密塞里亚（Misseriya，后文简称“密族”）人则认为自己也应该是该区的主人，因为他们每年有超过一半的时间居住在这里，放牧牛羊。
而两个部族争夺的背后则是南北苏丹关于这块区域所属权的问题。南部政府指责北方支持密族并提供武器；而北方中央政府指责南方派兵支持丁卡人。
根据《全面和平协议》，阿卜耶伊地区的居民原本应该在11年1月苏丹南方公投时也同时举行公投，由他们来决定自己愿意加入哪边。但由于两个苏丹未能就到底谁是该区域合法居民这一问题达成一致，公投未能如期举行。
苏丹南方政府认为丁卡人才是该地区唯一居民（丁卡族也是南苏丹最大的民族）；而北部苏丹坚持认为密族也应该被算作居民，从而进行公投。
石油在该区的存在把问题进一步复杂化。
地处南北苏丹之间的阿卜耶伊地区总面积为10,400平方公里，11年人口总数约为15万至20万之间。该区东部地区地署苏丹最大的产油区—1、2和4区块之内。阿卜耶伊镇是该区的行政中心。
来自伦敦大学亚非学院(SOAS)的苏丹问题专家丹尼尔·拉奇（Daniel Large）认为苏丹人早已习惯把石油和战争联系在一起。与我们同行的专家当年认为阿卜耶伊有可能成为南北苏丹之间新的“火药桶”。
五、包飞机
对于苏丹之行，我的准备时间比较短，没做太多功课。我开始并没有想去阿卜耶伊的意思，到苏丹后发现崔萌和专家都说想去看看。
我是有点犹豫的，因为不确定能否采出东西，当然也有安全方面的考虑，毕竟是战地。但是看到他们俩都很想去，并且崔萌把阿卜耶伊看作他最期待的行程，所以我决定试试。
“怎么去”是我们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我们只是在地图上看到阿卜耶伊在朱巴往北不到900公里的地方，但对于交通完全没有概念。幸运的是，我们在专访南苏丹政府新闻秘书的时候，他介绍了认识了南方政府任命的阿卜耶伊地区长官，此君常年住在朱巴[6]。
我们立刻去其简陋的办公室里采访了他，他介绍了南部的立场和战局，说前一天又刚刚打了一仗。我们提出希望去阿卜耶伊采访的事。他爽快地同意了，我们对着地图研究了半天后，他安排了一位叫Kat的政府工作人员陪同，并介绍了三种交通方法：坐民航班机，但当时一周只有两班，票不好买；包车，路途九个钟头以上，路不好，中途可能会被游击队伏击；最后一种，包飞机……
离开“区长办公室”，我们立刻去了当地的航空票务公司。那是一间类似于八、九十年代国内的长途汽车售票处的办公室。铝合金栅栏背后的办公桌坐着两个工作人员，乘客在栅栏外排队咨询。人并不多，工作人员很快帮我们查到了相关机票。价格我忘记了，但关键问题是时间，得等一周才有票，这样可能会影响我们后面安排的采访。
所以转头我们就去了私人飞机公司咨询。
这家公司在一条主路旁边的行道树背后，在一栋两层独栋小楼的一层。里面有一大一小两张办公桌，大办公桌后面是一位年轻的长发女孩接待我们，旁边小办公桌有一个穿短袖和人字拖的大约30岁的小哥在埋头玩电脑，时不时晃眼看我们两眼。
女生背后的墙上是一张巨大的南苏丹地图，上面订了一些图钉。
我们给女孩说了行程计划：两天后早上起飞去阿卜耶伊、一天后飞去另一个叫瓦乌（Wau）的城市（那里有中国维和部队驻军）、然后再飞回朱巴。
年轻女孩了解到我们的计划后，拿起一根绳子熟练地在图钉间比划、丈量了起来。此时我才明白原来每一个图钉代表一个机场。我看她很熟练地把线头放在代表朱巴的图钉，然后拉直连到北部另一个图钉（阿卜耶伊），接着再从阿卜耶伊连到西边另一颗（自然是瓦乌），再拉回朱巴。量完后，她用线的总长度乘以每段代表的价格，很快算出了这趟行程需要的费用：一万一千美金。
我从伦敦出发只带了三千美金，就问崔萌钱够吗。老崔说哥们儿你放心，我带了两万，应该够。
此刻，一路闹着要去阿卜耶伊的专家突然打起了退堂鼓，说不要去了，正在打仗，危险。他的态度让我们很鄙视，明明就怕，一开始充什么好汉。
这种态度反而激起了我的逆反心。所以我二话没说就给北京总部的H主任打了电话，简单说了我们的想法。那个时候南苏丹是下午，北京应该是晚上8、9点的时间。H主任让我们等一会儿她尽快回复。一小会儿之后，她的电话来了，说一个编委说：“那要看你们写不写得出价值一万一千美金的稿子”。
这个口径让我和崔萌都很生气。所以我立刻给当时比较看重我的Q副总编辑手机直接打了电话。电话那头，Q说你等一下我回复你。大概过了五分钟，Q发了条短信，原话是：报备中国大使馆，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我同意。
这个回复让我们备受鼓舞，立刻和飞机租赁公司的女孩定了行程。对方很熟练地填了一张表，说了两个意思：这是合同，同时也是你们同意我们对安全免责的申明。
崔萌说：“卧槽，这不就生死状吗？”他说这话时，眼神里充满了找刺激的快感，而旁边专家的表情我已经忘了。我很快签下了“生死状”，还举着它拍了一张照做纪念。一切敲定后，我突然想起，福至心灵地问了一句：“飞行员是谁？”
旁边一直在玩电脑的人字拖男生抬起头来，慵懒地说：“就是我。”
我心里滴汗，又问是什么机型，他说：“Caravan。”（一种80年代加拿大生产的小型飞机）
我问安全吗，他同样慵懒地说：“不要担心。”
我和老崔对视一眼，无语、滴汗。管他呢，钱都给了、来都来了，命交给他了。
敲定行程后，我们电话通知了向导Kat具体安排。顺便打电话给领事馆（独立后的使馆）工作人员报备。对方建议我们不要去，但鉴于我们行程已定，也不好说什么。后来我才知道，整个领馆都没有人去过阿卜耶伊。
但我们也从其他地方了解到一个有意思的信息，联合国在阿卜耶伊维和部队的司令员竟然是一位华人。我们想采访他，可惜没有联系上。
六、阿卜耶伊（Abyei）
2011年3月21日早上8点，我们如约到朱巴机场，准备踏上此行最令人激动人心的冒险。采访战地，应该是每一个有理想的记者都期待的事。
出发前我们问专家选择要不要跟我们一起，他还是答应了，但是很不爽地丢下一句：“以后不跟你们记者一起了，太浅了”。我和崔萌对视一笑。
所谓的“朱巴国际机场”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就是一排小平房，更像国内乡镇的长途汽车站。2011年，安检没有激光，靠工作人员一件一件翻查行李；托运行李没有传送带，是一排当地人一件一件传到飞机；登机牌上的座位不是电脑分配，是把乘客叫到客机前排队，再由工作人员手写姓名和分配座位。
不过包机通道并不是在登机楼，而是在旁边几架并排的小飞机找到自己的那架。
我们按约找到“Caravan”的时候，发现机长已经到了。同前天比，哥们儿简直是改头换面。他穿着白色的飞行员短袖衬衫、戴着几道杠的简章，下半身是牛仔裤和黑皮鞋，整个非常精神、也很帅，不再拉跨。起飞前我和他聊了几句，得知他来自肯尼亚。他说有很多中国人在肯尼亚学飞行。
当我再次提到了安全问题时，他终于被我问烦了，有点不耐烦地说“不要再问安全的事了”。
飞行员不拉跨，乘客可就拉跨多了。那天早上，当我们的向导Kat到的时候，竟然还带了另外三个男人，扛着摄像机，像是记者。三人中有一个穿浅色西装、清瘦而礼貌的年轻小伙主动和我打招呼，说他叫Garang，是南苏丹电视台的记者，听说有中国记者包了飞机去阿卜耶伊觉得机会难得，想跟着我们一起去采访，问我能不能带上他们一起。
这是我和崔萌没有意料到的。不过那是个天下记者是一家的年代，既然都是同行，飞机又够座，没啥不方便的。我们很爽快地答应了他们，Garang非常高兴。
虽然只去两天，但毕竟是战地，崔萌做了很充分的准备，还准备了防弹衣。起飞前，我俩穿着它、挂着南苏丹政府发的“Press”胸牌在飞机前合影了一张。那时我才知道防弹背心真心沉，少说有几十斤。
我们包的这家单翼单螺旋桨Caravan小飞机有十二个座位，我坐在飞行员背后靠窗的座位。起飞后，飞行员做了非常标准的乘客广播，一小会儿后我就看见他头往下点，然后就意料之中地顺利睡着了……我正目瞪口呆之际，回过头一看，发现崔萌和其他几位乘客也睡着了，还醒着的只有专家、Garang和我。
得。也别无他法，既然睡不着，我就看窗外的风景。小飞机飞得不高，空气清新而干净，地面风貌尽收眼底，绵长的尼罗河、红红的土地、茂密的丛林中依稀可见长着长角的牛羊在蠕动或奔跑。建筑物、汽车都很少，当地人居住的土墙茅草屋圆圆的很可爱。
降落比起飞更加dramatic。
飞行员小哥在沉睡了大概两个半钟头后突然醒了过了，然后再一次作了非常专业的机长广播，大意是我们马上抵达阿卜耶伊机场，请大家系好安全带准备降落之类的话。
我往下看了看，只有几间小土房、树林、红土地和依稀的牛羊，哪里有机场？所以我小心翼翼地问了句，机场在哪里。飞行员用往舷窗右边一指，说就在那里。
我仔细往右前方看，果然见树林中一快比较平的长方形红土地，旁边有几个土屋，那里就是阿卜耶伊机场了。那块平整的红土地，就是跑道。后来我们耳闻，当时整个南苏丹只有朱巴机场的跑道是水泥的，其他都是红土跑道。
飞行了大约两个钟头45分钟后，我们的飞机轰隆隆地降落在了红土上，比我想象地平稳，但掀起的尘土依然如沙尘暴一般飞扬。走出机舱后，一排当地小孩站在跑到便非常好奇地望着我们，大概一是因为飞机少，二是因为他们可能从没见过中国人。
阿卜耶伊机场等待我们的，是一个大约40岁的大哥，他精瘦和强健、穿着白色长袖衬衫、深西裤、黑皮鞋，很精神也很帅，感觉换上背心就是NBA球员。（感慨一句，高是丁卡人除了皮肤黝黑之外的另一个特征，这一路采访我们遇见很多高个儿。后来我知道NBA真有一位南苏丹球员，看来不是偶然。）
“白衬衫”是当地政府的工作人员，也是我们在阿卜耶伊的向导。
和我们简单寒暄后，他说飞机场边的几间圆形土屋是我们今晚结束采访将会落脚的地方。他还给我们介绍了当日采访的安排：阿卜耶伊政府、市镇，然后会尽量远地把我们带去前线。
从机场去政府的路途大概有40公里，大概开了一个多钟头，因为真的是太颠簸了，有好几次我都被癫起来碰到头。沿途我们看见好几辆大卡车往前线方向开去，上面站满了荷枪实弹的士兵。“白衬衫”告诉我们几天前刚和密族大战了一场，这两天暂时停火，但他们正在休养生息、积攒火力。崔萌说想拍运兵车的照片，可每次有军车经过，他都在睡觉，完全不管道路有多颠簸。神奇的魔力！
开出去没多久，我们遇到一辆迎面而来的卡车，载着一些人，和一些长木头。Garang招呼“白衬衫”停车，然后下车拦下来那辆卡车，伸出话筒用我们听不懂的语言采访了车上的一些壮年的男人。他采访的时候，我有机会仔细观察车上的情况。货车的货箱里，除了几个壮年男人，还坐着一些老幼、妇女，以及一些简单的炊具、桌椅，和一些长木条。
后来Garang告诉我，他采访的中年男人叫Ayiik Arop。就在我们抵达前两天的凌晨，密族人突袭了阿卜耶伊镇北部20公里处一个丁卡人村庄，也就是Ayiik的家乡，当晚造成5名丁卡人死亡，1人受伤。这就是在朱巴采访地区行政长官时他提到的刚刚打的那一仗。
Ayiik说袭击发生的时候是凌晨两点，正在熟睡的村民们被枪响惊醒。丁卡人在慌乱中抵抗了一会儿，最终决定撤离。他便和很多村民一起，成为了战争难民。
作为村里有影响的大家庭，Ayiik立刻找到一辆卡车，带上村里的老幼、妇女，装上一些简单的生活必需品连夜逃向阿卜耶伊南部一个叫Agok的乡镇。从阿卜耶伊镇到Agok的直线距离大约50多公里，但是由于路况极差、颠簸不平，这些村民们遇到我们时已经行驶了一个通宵，车上的人看起来都疲惫不堪。
“我们把老人、妇女、儿童撤走，大部分年轻力壮的男人还留在那里，因为我们要保护自己的土地。”Ayiik告诉Garang。
在对当地官员的采访中，阿卜耶伊地区基础设施与公共事业部长（又南苏丹任命）Kon Manyiet告诉我们，2011年以来已有大约两百名当地人在冲突中丧生。
而战火的另一方，密族人则认为争端的根本问题，是丁卡人不允许他们进入阿卜耶伊这块传统的放牧地。我在媒体报道中查到，一位名叫默罕默德·奥马尔·安萨里（Mohammad Omar Ansari）的密族领袖称阿卜耶伊局势是“灾难性的”。
总之，双方各执一词，各有道理。我虽然由南方带去采访，可在日后的稿件中也包括了北部的观点，尽力做到公正客观。
结束在政府的采访为时尚早，天气十分炎热，我们在树下乘凉了一小会儿。
南苏丹是世界上最热的国家之一，我们在阿卜耶伊那两天，白天气温40多度、正午可以达到50度，以至于我们的防弹衣根本就是白带，除了起飞前合影时凹造型，根本没穿过。喝矿泉水的感觉是最奇怪的，纵使我大口猛灌，也能清晰地感觉到水仅仅能流到喉咙，无法顺食道流到胃中，所以不管喝再多水也不解渴。我们满身大汉，却几乎不需要上厕所。
可也是在南北苏丹，我们感觉到人各不相同的岂止是悲欢，也有物理性的体感，例如对热的感受。我和崔萌那段时间无论穿多么单薄都热到不行，每天最大的享受就是冷水澡、冰啤酒（但我们在阿卜耶伊没能找到酒喝）。可在南苏丹的街头依然看见不少当地青年穿西装，甚至还有人穿毛背心不流汗！在北苏丹同样夸张，有一天晚上很凉爽，气温大概20度出头，我们几个人着短打扮坐在尼罗河边喝茶。一个当地人穿着很厚的棉衣走过，好奇地看着我们。我问他你怎么这么冷，他回答说前几天降温到十几度还冻死了人。
这是我人生至今的未解之谜。另一个未解之谜是崔萌无论在什么交通工具上都能睡觉，叫都叫不醒。
回到在阿卜耶伊政府门外树下乘凉的片刻，我们和另一个个子很高、脸圆圆的政府工作人员聊了起来。
我说：“哥们儿，你叫什么名字？“
他说：“Abyei”
我：“Abyei？和这个地区的名字一样？”
他：“是的，哈哈。因为我出生在这里。你来自哪里？”
我：“中国。这里有很多中国石油工人，你知道吗？”我们从北苏丹飞往朱巴的航班上几乎全是去南苏丹务工的中国民工（大多来自河北和山东），自然有不少最终奔赴油田，因为当地石油工人几乎全是扛热的印度人、马来西亚人，以及勤奋的中国人。
然后，他面带微笑说了句令我难忘的话：“是的。你们中国人来这里就是为了我们的石油。”
我沉默，从言语间感觉到他那种不易改变的成见和敌意。
我转向一旁从朱巴带来的向导Kat，问：“你们南苏丹人取名字真有意思。你的名字是什么意思呢？”
Kat说：“‘跑’的意思。”
我：“跑？”
Kat：“是的。因为四十多年前我妈妈生我的时候，我们全家人在逃跑，逃难。”而Kat说他一直不知晓自己准确的生日是哪天。
后来我把他名字的由来写到了文章中。而Abyei对中国人的态度虽没有见报，我却用另一种方式报给了“上面”。
片刻小憩后，“白衬衫”带着我们继续出发，向阿卜耶伊市镇的中心地带进发。
在路上，我问“白衬衫”：“你们觉得这场仗打到什么时候才是个头？”
白衬衫毫不犹豫、斩钉截铁地说：“我们要打到密族人跪在我们脚下认输，向我们讨一口水喝，而我们拒绝的时候。” 十年后的今天，这一天还没到来。
这句话我印象很深，写在了稿子中，且放在了一个非常显眼的位置。可是不知何故被编辑删掉了，大概他觉得这句话太过情绪化了吧。
七、创伤
怎能没有情绪呢？长期的战火留给这个地区的是深深的创伤。11年，我看到的阿卜耶伊虽然土地肥沃、水资源相对丰富，但却是一个几乎没有经济、没有政府供水供电、没有基础设施建设，教育医疗条件极其落后的地区。
总人口为五万的阿卜耶伊镇仅有一条主街和一个市场。街边的房屋、市场的店铺、餐馆都是在破烂不堪，由木梁、破布、干草、竹席搭成的帐篷里。
主街的街头有一口水井，供应着镇上几乎所有人的生活用水。街头有或成群结队、或零零散散的士兵持枪走过。
幸好当地农田比较肥沃、水草也比苏丹其他地方丰富，因此还有一些农业和畜牧业。饥饿虽然存在却也不是特别严重。当地人主要靠吃一种当地生长的叫Durra的高粱。没有牲口的人家有时会用Durra和有牲口的人家交换。
可是当地气候条件恶劣，炎热不堪。阿卜耶伊镇所处的地方在一片沙地里，常年受风沙的摧残。
而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阿卜耶伊农业、渔业、畜牧业部长马里奥·括（Mario Kuol）称这个地区今年至今（11年3月）已经接收了三万七千多名由于南北苏丹分裂而从苏丹北部返乡的苏丹南方人。
“他们需要设施和服务。他们可能会在阿卜耶伊定居。但我们连居所都不能给他们提供，他们中很多人只能住在树下，”他说。
的确如此，很多返回的人和因为战争失去家园的丁卡人目前就居住在镇郊河边的草地上。他们把床设在树下，床边搭一个石灶煮点高粱和一些非政府组织提供的救济粮。炊具散落在灶边。
阿卜耶伊还是一个很多当地人无法准确说出自己年龄的地区，就像我的向导Kat一样，因为战火几乎摧毁了当地所有的医疗设施。
阿卜耶伊镇唯一的诊所就位于河边的难民聚居点内。这是一栋由爱尔兰人道主义援助机构GOAL建的一层砖房，总共4间房。
当年30多岁的邓·马约尔·库尔（Deng Mayal Kur）是这家诊所唯一的大夫。虽然这里缺少必要的设备和药品，可库尔说他还是经常接诊从40多公里外专程赶来的病人。
库尔说他诊治的病人中，大多数是因为乱喝河水染疾，也有很多是因为冲突中造成的骨折等。而每当遇到严重的骨折伤者，便是库尔最头疼的工作。因为自己的诊所缺少设备，他只能把这些病人转到最近的、几十英里外的正规医院接受手术，这样不仅耽误治疗时间，颠簸的旅途也有可能让伤情加重。但这却是唯一的选择。
谈到自己最大的愿望，库尔说：“我希望阿卜耶伊的人们早日得到和平、干净的水、和更好的医疗设施。”
但这些愿望的实现在当时看起来依然遥遥无期，因为仇恨、战争心态已经随着几十年的战乱深深的埋在了当地人的心中。
崔萌【摄】在采访过程中，一位几岁大的小孩骄傲地向崔萌展示了他唯一的玩具—— 一把用木片拼凑的枪。
在市场里，两个背着长枪的战士从背后快步超过我们，崔萌举起相机就要按下快门的时候。正在和我说话的“白衬衫”一个箭步冲上去，掰开他的肩膀，严肃地说“No”。后来的十年，崔萌一直为错失这一秒而感到遗憾。
而让我最印象深刻的一幕，发生在当天中午。
正午时分，我们一行人在一个简陋的帐篷里躲直晒的阳光和五十多度的高温。我和崔萌、向导聊天，专家就跑到外面闲逛去了。片刻之后，专家回到我们的帐篷，给我们说他的见闻。他说他在旁边的帐篷看见一个年轻的男子在做手工活儿，在一片绿色的帆布上缝着什么。他很好奇，就去问人家在缝什么东西。别人告诉他是个挎包：“但不是普通的挎包，是装弹夹的。”
然后那个人对专家说了一句让我印象深刻的话：“如果我们想要和平，就要准备好打仗。”
这个令人难忘的片段，后来成为我写阿卜耶伊见闻文章的开头。而那篇一千多字的文章，是我经亚的斯亚贝巴转机回伦敦的飞机上一气呵成。文章发布的时间是4月21日，占了当天我们供职报纸的头版头条和第六、第七两个整版，配上崔萌拍的一系列照片，非常难得。当时我们的头版头条总是以中国热点时政、财经、外交或社会要闻为主，很少用纯国际角度的新闻，在我的记忆中从未用过自己记者写的国际新闻。
阿卜耶伊镇， 崔萌【摄】坦率讲，阿卜耶伊地区的军事冲突和我想象的战火有所区别。它不是当年利比亚、海湾战争那种集中爆发的热战，更是时冷时热的消耗战。我们去的两天恰逢停火，当然，如果是热战中，当地政府不一定会同意我们去现场的请求。
那天午休后，“白衬衫”带我们一路向前开，开到一个路口时，我们看到一辆辆军车往前开，但他说什么都不再向前了，说前面就是战壕、前线。
我们的图文报道发布后，在报社内、社外都获得了一定的认可。当天的国际部编辑、在达尔富尔采访过的S老师专门给我发消息说写的真好，Q副总编说文章“赢得了满堂彩”。
我不知道这篇文章是否值一万一千美金，但文章在经《曼谷邮报》转载后被BBC全文转载，这也是我印象中没有过的。
不过那仅是一篇一千多单词的新闻稿，还有很多没有写进去的故事和片段，例如我们在阿卜耶伊度过的那一个晚上。
正在阿卜耶伊镇中心采访的Garang和崔萌八、茅草屋、锁住的水井
从阿卜耶伊镇回到机场旁我们的营地已经是当天晚上，是Kat带我们去政府为我们特意安排的临时住宿 – 一人一间土墙茅草圆房。
这种南苏丹最常见的土屋又小又脏又热，没有哪怕一丁点野营的乐趣。它屋内直径不到三米，将将能放进一张单人床和一张塑料椅子。一尺厚的土墙大概只有一米二高，锥型的草顶很厚重，非常压抑。没有灯，墙上只有一个小方窗，大小和飞机窗口差不过。热自不必多说，哪怕是在晚上，屋内少说也有40多度。
更难忍的是脏到无法想象。用崔萌的话说，那是一个“动物世界”，里面住着蜘蛛、臭虫、叫不出名字的虫，还有人（我们）。屋内充斥着难闻的味道。
傍晚我俩对着茅草屋拍照留念，谈论着屋里的肮脏，专家表示很不屑，说：“你们不懂非洲。你们没来过非洲。”说完这话，他就穿着一件冲锋衣一脸骄傲、义无反顾地冲进自己的屋子。第二天一大早，他出来的时候看见我俩在室外的椅子上坐了一夜，骄傲地说：“没睡好吧？你们不懂非洲。你们没来过非洲。” 依然穿着他那冲锋衣，一脸晦气的土灰色掩盖不住他的开心和骄傲。
而我俩为什么会在外面的椅子上坐一夜呢？那是因为实在热到受不了，我涂了一身花露水也没有凉意，迷迷糊糊困到一点多的时候，有一束电筒光从我的窗子照进来，我想是崔萌也睡不着找我聊天，所以就起床拖了椅子出去。
非洲大草原的晚上有一些出乎意料的凉风，空气没有一丝一毫的污染，天上的星星很多，仿佛触手可及。由近及远，草原、大树、远山的轮廓在月光和星光下如皮影一般可人。再不时传来一些动物或野兽的叫声，甚是惬意。那晚我俩倒在椅子里谈天说地到一直到天明，虽然没睡，却休息地很好，一定比穿着冲锋衣在40度密不透风的土屋里待一夜舒服多了。我们“不懂非洲”，却有常识。
土屋旁边有一圈高高的铁栅栏，里面是一口井。傍晚时分有成群结队、络绎不绝的小孩提着水桶、女人顶着水桶从几公里外的村庄来排队打水。出去好奇，我和老崔去旁观了他们打水的过程，我还成功混入当地小孩的队伍，主动帮他们打水，逗得一群从未见过中国人的小孩又蹦又跳，高兴地合不拢嘴。我也跟着他们傻乐，虽然傻瓜竟然就是我自己。崔萌帮我拍了几张打水的照片，成了我记者生涯最喜欢的留影。
夜幕降临后，水桶周围铁栅栏上的铁门便被锁了起了，防止有人来偷水。这个细节准确地反映井水是多么宝贵的资源，尽管阿卜耶伊是相对肥沃的地区。
说完喝，再说说我们在阿卜耶伊吃了什么。中午自不必说，我们一直在忙采访，只简单吃了点随身携带的干粮，那么热的中午也没啥食欲。采访中，我们看到一个当地妇女在树下用小铁锅在煮一种Durra粥，就是当地最常见的食品。它也是我们晚上的主食。
晚饭我和崔萌是在机场旁边的村庄里吃的，那里是向导Kat的老家。了解非洲的专家没有去，依然享受自带的干粮。
从机场到附近的小村庄步行大约10分钟，那是一条没有路灯、只有星光指引的土路，就像我小时候80年代在川北农村经常走的夜路一样，我们三人并肩同行。
在夜市的帐篷里吃晚餐是很惬意的经历，帐篷里大约坐了三四桌。我们三人围坐一桌，一人一盘黄色的Durra粥（可能有点像是郭德纲相声里说的赞比亚美食“恩西马”？），一个煮鸡蛋，没有筷子和刀叉，直接上手，味道谈不上好，但起码是一口温和的热饭。我觉得和当地人一样同吃同聊是调查、采访、研究时必须做的事。
晚饭吃到一半的时候，我们突然听见一阵激烈的枪响。我们仨立刻扔下盘子冲出帐篷看发生了什么，结果是旁边的帐篷是个录像厅，里面有一群大哥在看《黑鹰坠落》。或许在我再也想不到比它更不适合在非洲播放的电影了！
九、瓦乌
第二天上午，肯尼亚机长如约从天而降，我们结束了24小时的阿卜耶伊之行，飞往几百公里外，南苏丹西南部重镇 – 瓦乌(Wau)，我们要去那里采访中国驻南苏丹维和部队。Garang的团队自从在阿卜耶伊镇上和我们话别后并没有随行。几天后我们在朱巴重逢。
瓦乌比阿布耶伊大，可机场依然是红土跑道。飞机降落时，我看见旁边一架飞机的残骸，那是前几天在此坠毁的一架联合国飞机留下的。
与阿布耶伊丛林、草原为主的地貌不同，我们那天所见的瓦乌大多数地方处于沙漠中。维和部队的生活环境可想而知。
飞机刚停稳，我们看见面前停着“UN”字样的两台白色越野车，无疑是来接我们中国的维和部队官兵。
我的记者生涯中多次采访过解放军多支部队的官兵，除了南苏丹前线的维和官兵，我还陪同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走进过维和部队的军营。08年在四川地震灾区我和同事采访过从河南孟津县南下抗震救灾的“铁军”高炮旅的战士，翌年还去他们的驻扎地回访。
部队的采访总是让人愉悦，因为战士们普遍很单纯、可爱，总是毫无保留、竭尽全力地配合支持我们的采访。瓦乌前线的维和官兵同样如此。
从机场出发，越野车在尘土飞扬的土路行驶不到十分钟就抵达了活动拌饭搭建的军营。在营房，我在一面并排悬挂着国旗和联合国旗帜的墙壁前留了一张影，随后采访了两位维和士官，二十多岁的男士和三十多的女士。
他们的姓名，采访的内容我已经完全记不起来了。记住的是他们在介绍时，说的无论是对家乡的思念，还是任务的艰巨，总是面带着温和的笑容，那是一种冷静和责任心。之后他们还和我联系过两次，可因为种种原因之后的联系就中断了，非常可惜。
结束采访后，崔萌和我在营房空地上转了一下，当我们走到一排白色越野车面前的时候，突然刮起了一阵大风，顿时尘土飞扬，崔萌反应很快，立刻按下了快门，拍下了风沙裹挟着越野车的场景，那是一张可以准确反映维和官兵们生活条件的照片。
那段军营采访的经历中同样令人难以忘怀的还有那一顿午餐。
那段时间，我们往往是早出晚归，早午饭都随便对付，晚餐总是在朱巴北京酒店（Juba Beijing Hotel）的活动板房里吃中餐喝啤酒，有什么菜就吃什么。在军营的那一顿虽然没有啤酒，可却和军官们一起，吃到了难得的叶子蔬菜，大白菜。这当然是官兵们对我们的特殊优待。
结束短暂的采访，我们在傍晚十分飞回了朱巴。专家的朋友，也是我们此行的专车司机在机场迎接我们，这位当年40多岁、朴实而憨厚的东北汉子和我们隆重地一一握手，称我们是“英雄”。我们蛮开心的。
当天正是我生日，在一个中餐馆，崔萌找来一个蛋糕和专家、东北大哥一起给我过了个简单的生日，我很感动。
第二天，中国驻朱巴总领馆（之后的中国大使馆）政治参赞听说我们平安返回后立刻约我们开会了解当地情况。
我拜访过很多中国使馆，驻南苏丹馆是最简陋的。它就在北京酒店旁边，是一个活动板房搭建的军绿色小四合院，和老北京一进的四合院差不多大小，中间竖了一面国旗。政治参赞是一位40多岁的中年男人，戴着一副眼镜，斯文、偏瘦、有点书生气。他的团队大概有四五个人，都是清一色的年轻小伙子。
参赞问了我们很多关于阿卜耶伊的问题。那个地方战局怎样、中国人在那里的形象、当地的基础设施、供电供水情况和医疗条件、丁卡人对国家分裂后的期待等等等等。他提问和听我们讲的时候双眼会直视我们，表情很认真，显得非常有好奇心。
我和崔萌很痛快地如倒豆子般把我们地所见所闻都分享给了他们，当然包括Abyei先生说中国人去那里的目的就是为了石油那一段，那真是使命感爆棚的一个钟头。后来我们再也没有和使馆有过联系，有朋友说我们上当了，说使馆的人自己不敢去，就把我们的所见所闻写去向上表功。我们觉得不要紧，无论如何也是我们应该做的。
回到伦敦之后，H主任让我写一份阿卜耶伊采访的经历，报社作为内参报上去。
十、片段与面孔
阿卜耶伊的这段故事成了此后多年我和老崔每次见面时必重温的谈资。我很怀念那个为新闻、为现场付出勇气、不顾一切的日子。
从阿卜耶伊回到朱巴后，我和崔萌勇气倍增。当时北非的利比亚内战已爆发，我俩是离那里最近的报社记者。有天晚上崔萌说，哥们儿，走，咱们去利比亚采访！我说好！接着当晚开始看新闻、搜当地情况。
第二天一早，崔萌哭丧着脸说：“哥们儿，去不成了。”
我说：“啊？为啥？”
崔萌：“包完飞机没钱了。”
我：“……“
如果去了利比亚，不知我的人生会不会和现在有不同。
不过即使没去利比亚，我们在南苏丹（不仅仅是阿卜耶伊，还有朱巴）还有很多值得回忆与记录的片段，和一些值得记录的面孔。
有一天采访后，我们去尼罗河畔一家叫马可波罗的当地最好的餐厅饱餐了一顿，我们花了140多美金，点了啤酒、牛排，看当地人在妩媚的尼罗河畔钓鱼，心想如果没有战乱，有所发展，这该是一片多美的土地。
尼罗河畔的高档餐馆可惜的是，当时的南苏丹是非常破败的。从我们居住的北京朱巴酒店（Beijing Juba Hotel）就可见一斑。当时它是朱巴最大、最好的酒店，其实是一个白色的活动板房建筑群。老板是个大约40岁的北京人，据说早年到非洲奋斗，生意失败后流落南苏丹，后来做建材生意发了财，盖了这家地标性的酒店。
我们一人住一间大约20平米的活动板房，带独立洗手间和淋浴，140美金一晚上。淋浴只有冷水，很多人提醒我们洗澡别唱歌，因为水流进嘴巴会拉肚子。房间里只有一张双人床，一台电视、一台空调、一个茶几和一张椅子。
电视是最神的，只有四个频道。两个当地电视台，一个（和我们同去阿卜耶伊的Garang供职的电视台）主播肥皂剧和新闻；另一个从早到晚都是时事类座谈节目，就是俩当地大哥从头说到尾说一天，用我们听不懂的语言。另外两个台你们猜是什么？BBC World Service和中央四台（事实上我在很多国家都收到过中央四台，我是他们的粉丝，尤其是《中国新闻》和《今日关注》两个栏目）。
酒店主楼是一座两层楼高的板房，一楼是前台，二楼右手边的餐厅是我们每天结束采访后吹牛聊天、喝啤酒的地方。在当司机+向导的东北司机大哥安排下，我们在那里见了好些有意思的人，包括前文提到过有情绪的国企驻地经理。
北京朱巴酒店还有一个胖胖中国男人，大概四十岁，带着眼镜，是中国驻南苏丹经济参赞，爱讲笑话，也非常懂南苏丹的经济状况，给我们讲了很多。有次说到南苏丹的赤贫，他说某年有一个中方资助的当地官员代表团去中国交流学习（中国一直为南苏丹等欠发达国家培训公务员），他们离开北京酒店时把房间里所有能拿走的小东西都装进了行李箱，什么拖鞋、水杯、甚至是电热水壶等等。酒店不放代表团走，后来还是我国出面买单才放行。
还有一个胖胖的南苏丹男人，大概50来岁。他就是南苏丹政府信息部长、新闻发言人Barnaba Marial Benjamin，是东北大哥的好朋友。部长喜欢穿灰色西装（没错，他就是在40多度高温下穿西装不流汗的男人）。专家为了讨好他，说下次来南苏丹给他带一套中国西装。部长非常高兴，验光闪烁地说“Chinese suits are very good.” 东北大哥马上用中文对专家说：“你说过的话一定要兑现哦，他们记得住的。”大哥说别看部长在外面风光，月薪也只有两千多人民币，还是家里唯一的顶梁柱，有一堆人要养。我很好奇他住的是什么样的房子，会不会一样是圆形的土屋，遗憾没有问。
我们后来去了办公室采访他，在两层高的政府大楼里。我记忆中，那是朱巴大学教学楼之外最大的建筑之一。里面设施还是很全的，有种90年代国内二、三线城市市政府的感觉。最明显的区别是走廊里有很多荷枪实弹的士兵。部长用了很多外交辞令说中国对南苏丹的重要性。他办公桌背后的墙上挂着他老板萨尔瓦·基尔的大幅标准照片，也就是后来的第一任南苏丹总统。
政府大楼外平地上的树下立着几块广告牌，上面贴满了各种招工广告，吸引了男男女女很多年轻人围观。我在那里采访了几位找工作的人，给我平静地讲述了不易的生活。南苏丹很多男人给我留下了的印象说好听是乐观，说难听是不思进取。我们的观察，很多家庭是女人做事，我看到很多做勤杂工、捡垃圾、辛勤劳动的女人，也看见一些游手好闲的男人，例如我们在贫民窟采访到一位自称每月收入“两百多万美金”的神经病。
那是出发去阿卜耶伊前一天的下午，我们三人闲来无事决定去酒店旁边的居民区看看，那个村庄是一个典型的贫民窟，里面全是圆圆的土屋。我们在里面逛了一圈，有母亲带着小孩围坐在门口的平地上，问我们要食物。也有很多小孩跟着我们后面跑，像看怪物一样看中国人。
转了一圈，我说找个看起来比较社会的人采访一下，老崔同意，然后我们看见一家门口的躺椅上坐着一个穿格子衬衫的五十多岁男人，看起来若有所思。
我们走近他开始采访，借有的没的聊一阵的时光，我观察了家里的情况。屋里除了床几乎什么都没有，门口有一个土灶，有一个佝偻着背的大姐（应该是他家人）在忙前忙后煮东西，一脸不解地看着我们。采访时还有很多小孩、年轻人围观，他们大多数在那里哈哈大笑，还有小孩朝崔萌扔石头。
然后我问了那个男人一个问题：“你每个月挣多少钱？”
“两百多万美金，”他云淡风轻地说，右手托着腮，翘着二郎腿，有点老板范儿。
“多少？”
“两百多万美金。” 依然云淡风轻。
我又重复了好几遍问题，每次他都说“两百多万美金”。
然后崔萌打断了采访，说想明白为什么他的家人会一脸不解、村民会围观我们了，因为这个男人就是个神经病……
他是我整个十年采访的最不正常的人，没有之一。
但24岁的南苏丹电视台记者Garang无疑是勤奋、努力的南苏丹男人，让我们印象深刻。Garang长得很清瘦，见我们的两次分别穿着西装和熨烫地很平整的紫色衬衫、西裤和黑皮鞋。他英语很标准，说话轻柔，总是彬彬有礼，一看就是高素质人才。在阿卜耶伊采访期间，他深知借了我们的便利，所以对我们很是帮忙和照顾。
第二次见到他是在新闻部长办公楼下，他邀请我们去附近他工作的电视台参观。南苏丹国家电视台也在活动板房里，只有几间房，工作人员也很少。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小房间里有一个新闻演播室，设施也很齐全。Garang自如地坐上主播席，像我们展示了他工作的状态。
Garang在主播席展示工作状态，崔萌【摄】参观完后我们聊了一会儿。他是真心想跟我们交朋友，说有机会希望去中国、去我们的报社工作学习。我答应帮他问问，可后来并没有促成。尽管报社有很多国家的外籍记者编辑，但几乎都来自英语母语国家。如果不是出于道义的目的，不太可能招一个南苏丹记者。后来我们通过几封邮件，再然后就失去了联系，甚是可惜。
但Garang留给我印象最深的一幕并不是以上这些，而是我们一起转身走出他的电视台的一瞬间。经过活动板房的大门时，我看见南苏丹电视台SSTV的台标不过是随意地打印在一张A4纸上贴在了门上，没有任何精致的装饰。
见我在仔细看那简陋的台标，Garang一拳砸在它上面，一改平日的斯文和彬彬有礼，斩钉截铁地指着它说：“这一定会改变！”然后他用手指了里面一圈，回头认真地对我说：“这里的一切都会改变！”
他是指他的国家独立后一切都会变好。这一幕成为我南苏丹系列长文第二篇的开头。
如今，整整十年过去了，从新闻报道看，南苏丹改变并不大，国家没有太大发展，大量的时间都浪费在了看不到尽头的内战中[7]。
这十年不知Garang怎么样，新闻部长Benjamin、肯尼亚飞行员、Kat、白衬衫、月收入二百万美金的神经病过的怎么样？不知道我们的向导东北大哥、北京朱巴酒店的老板、有情绪国企驻地总经理是否还在奋斗在那个赤贫的国家？或者，在多年的内战中，他们又有多少人还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