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有学者指出，“一个拥有 1000 万人口的城市，要比两个各 500 万人口的城市需要的基础设施少 15%，这带来了巨大的材料和能源节约。”是可想而知的！ 规模不一定带来无序，但可以提高效率，近年来各地探索建设的“数字城市”和“智慧城市”也是一种管理方式的体现。
近日，国家发改委印发《“十四五”新型城镇化实施方案》，提出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具体包括放宽除个别特大城市外的户籍限制，全面取消常住人口300万以下的城镇落户限制，全面放宽市区常住人口300万至500万的I类大城市落户条件，完善常住人口500万以上超大城市积分落户政策，鼓励取消年度落户名额限制等内容。
显然，户籍改革步伐正在加快。 2014年起，提出“全面放开城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2019年提出“全面取消城镇常住人口100万至300万的Ⅱ型大城市落户限制”。 到2021年明确“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下人口的城市，实施全面取消户籍限制政策。” 在今年的《方案》中，特大城市也被纳入户籍制度改革，体现了户籍制度逐步放宽的趋势。
多年来，“户口”一直是舆论界的热门话题，因为它不仅是“属地管理”的实践，而且还依附于事关人民切身利益的医疗、教育等公共资源。因此，长期以来，户籍改革在从理想走向现实的过程中，也受到各种客观因素的羁绊，高昂的成本是众多城市最关心的问题。
不过，有学者算过账，接受“新市民”则意味着不仅获得公民身份，还要承担教育经费、医疗保险补贴、养老保险补贴、保障性住房费用、社会救助补贴、城管费用 （包括基础设施建设）等部分。 城市财政能否承担这部分成本，一直成为城市管理者在处理流动人口时的重要考量。
然而，户籍制度改革的成本是一道数学题吗？ 小编梳理分析，显然不是。按人均计算城市公共服务成本仍然是用线性思维来处理复杂的问题，这可能会高估新市民涌入的边际成本。以上海为例，常住人口1457.44万人，外来常住人口1031.99万人，这种“人户分离”现象已成为全国相当普遍的社会现象，城市在医疗、交通和保障性住房方面的投资是显而易见的，它在很大程度上适应了常住人口的规模。
与此同时，管理思维也在发生变化。 “大城市病”问题，需要城市治理智慧化、精细化。 近年来，随着“复杂性科学”从物理学、数学、生物学等科学领域向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等社会科学领域的渗透，人们发现即使面对诸多“不确定性”的因素，他们还是可以找到方法进行系统性处理的。
有学者指出，“一个拥有 1000 万人口的城市，要比两个各 500 万人口的城市需要的基础设施少 15%，这带来了巨大的材料和能源节约。”是可想而知的！ 规模不一定带来无序，但可以提高效率，近年来各地探索建设的“数字城市”和“智慧城市”也是一种管理方式的体现。
在此背景下，户籍制度的取消反映了城市成本思维的转变。 它不再简单地将人口带来的相应公共服务支出视为成本，而是可以将人才视为“资本”，实现人即城市经济社会发展中最活跃、最有活力的因素，放弃人才带来的“红利”，才是城市付出的真正高昂代价。
当然，这种思维转变不仅是城市管理的技术问题，或者宏观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现实问题；更重要的是，它关系到长期改革的本质问题，即能够通过改革在市场经济中真正高效配置人力资本，是对人们判断力、进取精神和主动性的认可，是对身份平等、发展机会平等、公共服务平等的共识，体制改革是经济社会发展大势所趋的核心。
只有在这样的思考下，城市才能真诚地接受“新市民”，而不是把户口作为吸引人才的筹码，“新市民”才能真正为城市发展贡献力量，带来活力、创造力、消费提升动力，实现合作共赢。
只有在这一思维之下，各城市才能真心实意地接纳“新市民”，而非将户口作为吸引人才的筹码，也才能让“新市民”真正助力城市发展，带来活力、创造力、消费力的提升，实现城市与人才的共建共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