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田园诗人的鼻祖-陶渊明是田园诗人的鼻祖

陶渊明（365—427年），字元亮，号五柳先生，谥号靖节先生，入刘宋后改名潜，浔阳柴桑（今江西省九江市）人，东晋末期南朝宋初期诗人、文学家、辞赋家、散文家。陶渊明出身于破落仕宦家庭。曾祖父陶侃，是东晋开国元勋，军功显著，官至大司马，都督八州军事，荆、江二州刺史、封长沙郡公。祖父陶茂、父亲陶逸都做过太守。陶渊明年幼时，家庭衰微，9岁丧父，与母妹三人度日。孤儿寡母，多在外祖父孟嘉家里生活。孟嘉是当代名士，家里藏书很多，给他提供了阅读古籍和了解历史的条件。时代思潮和家庭环境的影响，使他接受了儒家和道家两种不同的思想，培养了“猛志逸四海”和“性本爱丘山”的两种不同的志趣。

陶渊明少年时期志向远大，怀着“大济苍生”的愿望。成年后任江州祭酒，当时门阀制度森严，他出身庶族，受人轻视，于是辞职回家。安帝隆安四年（400年），他到荆州投入桓玄门下做属吏。这时，桓玄正控制着长江中上游，窥伺着篡夺东晋政权的时机，他不肯与桓玄同流，于隆安五年冬天因母丧辞职回家。元兴元年（402年）正月，桓玄举兵与朝廷对抗，攻入建康，夺取东晋军政大权。元兴二年，桓玄在建康公开篡夺了帝位，改国为楚。元兴三年，建军武将军、下邳太守刘裕联合刘毅、何无忌等官吏，自京口（今江苏镇江）起兵讨桓平叛。桓玄兵败西走，他离家投入刘裕幕下任镇军参军。但是入幕不久，他看到刘裕为了剪除异己不惜杀害讨伐桓玄有功之臣，在失望之余辞职隐居，于义熙元年（405年）转入建威将军、江州刺史刘敬宣部任建威参军。刘敬宣离职后，他也随着去职了。同年秋，叔父陶逵介绍他任彭泽县令，他碰到浔阳郡督邮，下属对他说：“当束带迎之。”他叹道：“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于是挂印去职。从此结束了他的仕宦生活，陶渊明辞官归里，“躬耕自资”，与夫人翟氏安贫乐贱，一直过着贫困的田园生活，而固穷守节的志趣。427年，陶渊明走完了他63年的生命历程，与世长辞，被安葬在南山脚下的陶家墓地中（今江西省九江县和星子县交界处的面阳山脚下）。

陶渊明辞官归里，“躬耕自资”，与夫人翟氏安贫乐贱，一直过着贫困的田园生活，而固穷守节的志趣。427年，陶渊明走完了他63年的生命历程，与世长辞，被安葬在南山脚下的陶家墓地中（今江西省九江县和星子县交界处的面阳山脚下）。

陶渊明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大量写饮酒诗的诗人。他的饮酒诗以“醉人”的语态或指责是非颠倒、毁誉雷同的上流社会；或揭露世俗的腐朽黑暗；或反映仕途的险恶；或表现诗人退出官场后怡然陶醉的心情；或表现诗人在困顿中的牢骚不平。陶渊明的咏怀诗以《杂诗》十二首，《读山海经》十三首为代表。《杂诗》多表现了自己归隐后有志难骋的政治苦闷，抒发了自己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高洁人格。可见诗人内心无限深广的忧愤情绪。《读山海经》借吟咏《山海经》中的奇异事物表达了同样的内容，如歌颂精卫、刑天的“猛志固常在”来抒发和表明自己济世志向永不熄灭。

陶渊明的田园诗数量最多，成就最高。这类诗充分表现了诗人鄙夷功名利禄的高远志趣和守志不阿的高尚节操，对黑暗官场的极端憎恶和彻底决裂，也反映了诗人对淳朴的田园生活的热爱，对劳动的认识和对劳动人民的友好感情，对对理想世界的追求和向往。作为一个文人士大夫，这样的思想感情，这样的内容，出现在文学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尤其是在门阀制度和观念森严的社会里显得特别可贵。

陶渊明的田园诗中也有一些是反映自己晚年困顿状况的，能够间接地反映当时农民阶级的悲惨生活。陶渊明的《桃花源诗并记》大约作于南朝宋初年。它描绘了一个乌托邦式的理想社会。表现了诗人对现存社会制度彻底否定与对理想世界的无限追慕之情。它标志着陶渊明的思想达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陶渊明是田园诗的开创者。他的田园诗以纯朴自然的语言、高远拔俗的意境，为中国诗坛开辟了新天地，并直接影响到唐代田园诗派。在他的田园诗中，随处可见的是他对污浊现实的厌烦和对恬静的田园生活的热爱。在《归园田居》中，他将官场写成“尘网”，将身处其中比喻为“羁鸟”和“池鱼”，将退隐田园更是比喻为冲出“樊笼”，返回“自然”。因为有实际劳动经验，所以他的诗中洋溢着劳动者的喜悦，表现出只有劳动者才能感受到的思想感情，如《归园田居》第三首就是有力的证明，这也正是他的田园诗的进步之处。

陶渊明长于诗文辞赋，诗多描绘自然景色及其在农村生活的情景，其中的优秀作品寄寓着对官场与世俗社会的厌倦，表露出其洁身自好，不愿屈身逢迎的志趣，但也有宣扬“人生无常”，“乐安天命”等消极思想。其艺术特色，兼有平淡于爽朗之胜，语言质朴自然，而又极为精炼，具有独特风格。他是我国第一位田园诗人，并且以美好生活的向往为主题。《桃花源记》是陶渊明的代表作之一，描绘了一个世外桃源，以武陵渔人进出桃花源的行踪为线索，描绘了一个没有阶级，没有剥削，自食其力，自给自足，和平恬静，人人自得其乐的社会。 　陶渊明在我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在他死后几十年里，没有得到充分的肯定和承认。刘勰著《文心雕龙》，对陶渊明只字未提。梁朝的昭明太子萧统，对陶渊明的诗文相当重视，爱不释手。萧统亲自为陶渊明编集、作序、作传。《陶渊明集》是中国文学史上文人专集的第一部，意义十分重大。南朝时期，陶渊明的文学地位，虽得不到应有的肯定，但他的诗文作品，流传越来越广，影响越来越大。到了隋唐时期，有越来越多的诗人喜欢陶渊明的诗文，对陶渊明的评价越来越高。

唐朝的山水田园诗人孟浩然，对陶渊明十分崇拜，李白更是仰慕陶渊明的人品和诗作，李白那种“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的思想，和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精神是一脉相承的。杜甫在安史之乱之后，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把陶渊明引为知己，他在《奉寄河南韦尹丈人》中写道：宽心应是酒，谴兴莫过诗。此意陶潜解，吾生后汝期。中唐诗人白居易，非常敬仰陶渊明的为人。白居易被贬为江州司马，离陶渊明的家乡浔阳很近，曾去拜访陶渊明的故居，写下了《访陶公旧宅》这首诗，颂扬陶渊明高尚的人格。到了北宋，陶渊明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和确定。欧阳修盛赞《归去来兮辞》说：“晋无文章，唯陶渊明《归去来兮辞》”欧阳修还说：“吾爱陶渊明，爱酒又爱闲”。王安石曾说过，陶渊明的诗“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苏东坡一生把陶渊明当成良师益友，不但爱好其诗，更仰慕他的为人。晚年苏轼在《与苏辙书》中说：“深愧渊明，欲以晚节师范其万一”。由于欧阳修、王安石、苏轼在北宋文坛上至高无上的地位，他们极力推崇陶渊明，对进一步确定陶渊明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无疑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元朝、明朝和清朝，直至现代，沿袭了两宋对陶渊明的崇高评价。

鲁迅先生曾说过，“陶潜正因为并非‘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梁启超评价陶渊明时曾经说，“自然界是他爱恋的伴侣，常常对着他笑”。陶渊明在自然与哲理之间打开了一条通道，在生活的困苦与自然的旨趣之间达到了一种和解，连最平凡的农村生活景象在他的笔下也显示出了一种无穷的意味深长的美。陶渊明的不朽诗篇，陶渊明的伟大人品，影响了李白、杜甫、白居易、苏东坡、辛弃疾等几代文人的思想和创作，为中国文学的发展和繁荣，作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